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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作家来说，出全集既是极大的荣誉，也是可怕的检验。时值世纪之交，在中国获这份殊荣的则是杜拉斯。十几年前，《情人》这部 小说 ，或更确切地说《情人》这部电影，使杜拉斯成为国际文学明星，因而也为中国读者所熟悉。杜拉斯将近50年创作生涯中发表了大量作品。起初几篇如《不顾廉耻的人》、《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直布罗陀海员》都得到别人的帮助，写得很辛苦。书有出色也有平庸的地方，人也不红不紫。她的一篇篇作品隔上半年一载分开读，还有点意思。就像婚纱摄影、浪漫写真，面孔轮廓模模糊糊，在欣赏者的眼里有一种说不透的情韵。如果把这些作品集中放在聚光灯下，就会发现不少篇章其实是同一个 主题 的一鸭三吃。法国早在60年代就说：皮亚芙（法国通俗女歌星）老唱同样的曲子，杜拉斯老写同样的文章。
举两部小说为例，很能说明杜拉斯中后期的创作心态。第一例是书名很有杜拉斯风格的《毁灭，她说》，发表于1969年。1968年初，巴黎大学生率先抗议法国当局实施的 教育 计划。不久运动往纵深发展，带动全国人民对政治制度提出质疑。戴高乐总统陷于进退两难的处境。杜拉斯介入社会运动的热忱再一次被鼓动起来，她参加游行，奔跑在警察前面高呼口号，守在街垒后面观察动静，她跟着大学生占领巴黎索邦大学，不分昼夜听学生演说。她自告奋勇为大学撰写大标语，诸如 我们不知道往哪儿走，但这不能成为不走的理由 ， 禁止一切禁止 等，都出自她的手笔。
运动的结果是戴高乐辞职，大选提前举行后蓬皮杜上台，政治制度仍然没有触动。这使杜拉斯的幻想又一次破灭。她前一时期因 生活 和事业的挫折意志本来消沉，兴奋一阵后，精神又是一蹶不振，她一度以为自己会窒息而死，过了一年多才慢慢浮上水面。这次也是写作使她摆脱了虚无的诱惑。她写出了这部《毁灭，她说》。
小说表达了她这个时期彷徨无依的痛苦，然而另有蓝本，那是1964年写的短篇《网球》。杜拉斯原来写《网球》时，准备改编后跟阿兰·雷内再拍出一部影片。但是阿兰·雷乃与她拍了《广岛之恋》后无意再度合作。这也是杜拉斯的悲哀，没有给一个与她合作过的人保存下美好的回忆。《网球》一文又是1945年出版的《工地》的重写本。
杜拉斯擅于利用隔夜的剩菜做出一份佳肴，她也不会舍弃老作品中的边角料，留着哪一天拼凑缝合在新作品中。因而她的不少作品中若干 人物 形象、性格都是相似或相通的。后来《网球》一文也被打散了，保留其中的素材写成《长椅子》，而且已经杀青。1968年5月事件使她又拿起这篇稿子，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改写，在书中添加了毁灭的主题。书名改成《毁灭，她说》。
主题是毁灭，情节还是通过 爱情 展开的。在杜拉斯的作品中如同在她的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爱情：情爱、性爱、异性爱、同性爱，还有若隐若现的乱伦的爱。人们不断地、绝望地追求满足不了的情欲，杜拉斯根据自己的经验描写得细腻诡异，这非常迎合一部分人的失落心理。
第二例是《情人》，杜拉斯对这部书的态度一变再变，也表现她性格中本质的一面。书是用三个月的时间写成的，原来是她应儿子让·马斯科罗的要求给家庭影集配说明文字。后来在别人建议下作为一部小说出版。想不到在读书界引起一阵狂热，不久销了几万册，龚古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以奖掖无名青年作家为己任，也愿意来个锦上添花，把这一年的奖授给了年近古稀的杜拉斯。用《世界报》评论的话来说： 给胜利增援来了。
还有点儿气坏了另一部分读者，杜拉斯郁郁不得志时，他们对她的作品情有独钟，模仿《塔尔奎尼亚的马驹》中人物喝康帕里酒，周末聚在一起随着《印度之歌》的主题曲通宵达旦跳舞。他们不愿意和其他人一起发现杜拉斯。而今《情人》才几个星期达到几万册印数，这哪里像是一部不同凡响的小说？放在超市书架上随便买，岂不是人人都可以消遣的车站小说。罗布－格里耶也说： 我们不要坏心眼，《情人》印数即使200万册，还是一部重要的书。
作家怕自己的作品太畅销，这有点像新郎嫌新娘太漂亮，这种艺术家的孤傲心理不难理解。一向以天才自居的杜拉斯对 成功 也感到意外，但是她还是有自知之明。大家对《情人》这部书感兴趣，是把它看成了杜拉斯的青年自传，这点完全违背她的原意，可是她也会顺水推舟，起初表白几句无效后也就默认了。其次她还说这书确有许多迎合大众心理的因素，如酗酒、色情以及法国人的印度支那情绪。还有价格便宜，篇幅不长，读起来很容易，这一切都符合了畅销标准。
当《情人》通过影片在全世界走红时，杜拉斯却痛恨自己这部书，因为她原本想当改编和导演没有当成，一切权利又全被人家买走。她对导演《情人》的让－雅克·阿诺曾经恨恨地说： 《情人》是一堆狗屎，这是一部车站小说，我在喝醉酒时写出来的。 她开始酝酿另一部小说，要给《情人》造成伤害，于是我们有幸又看到了《华北情人》。
但是在这个题材上，杜拉斯除了原来的情节以外，又实在写不出什么别的。于是她把电影脚本改头换面，重新组合，把脚本又写成了小说，实际已能算一篇回炉作品。这么一部书还是像《情人》一样寄给子夜出版社。社长林登作出的反应叫杜拉斯又伤心又愤怒。离逝世只一年半，杜拉斯在后来的传记作者洛尔·阿德莱面前，提起这件事还像个受委屈的女孩子哭哭啼啼： 你要明白，他用红笔删减涂写，像批改小学生的一篇作文。 林登确实把《华北情人》稿子从213页减至153页，每页上都有改动。林登一直很尊敬杜拉斯，敢于对她造次，显然作品实在太不够水平。这件事使杜拉斯火冒三丈，从此与林登绝交，不放过机会损他，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杜拉斯收回稿子，转寄给加里玛出版社。这就是为什么这两部孪生小说会在两家出版社出版的道理。
当上名人，写的也都成了文章，总有出版社会接受的，中外都是一样。（最近她的后人还出了一本《杜拉斯菜谱》！）。像加里玛那么有威信的出版社，再也不愿像午夜出版社那样失去发表《情人》的机会。接到署名杜拉斯的《华北情人》，照出不误，但是我们的出版社为什么要去追逐人家十几年前的风尚，无条件出版杜拉斯，这有点令人费解。
马振骋
选自 《中华读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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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6 20:1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