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九歌》的抒怀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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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九歌》非是“祭歌”，而是屈子借旧题以赋新意之作，其与《离骚》、《九章》等屈作一样，皆为屈子抒怀言志。将《九歌》理解为“祭歌”，既缺乏足够的文献证据，又与《九歌》文意不合。至于《九歌》中呈现出来的“巫祭”色彩，正为荆楚文化之特殊印记，《楚辞》中其他的作品皆带有此种文化之“原始印记”。
【关键词】：《九歌》；祭歌；抒怀
1.《九歌》原为旧题，屈子赋之以新意
《九歌》之名在《楚辞》中出现，绝非一例。如《离骚》与《天问》：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娱乐。
启棘宾商，《九辩》《九歌》。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引文皆为屈子自述之《九歌》起源，以此足见屈原对《九歌》的偏爱。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九歌》，并非录于《楚辞》中之《九歌》，而是“皆天帝乐名，启登天而窃以下，用之”之《九歌》，质言之，此《九歌》实为夏朝旧曲。既如此，则屈子之作《九歌》，是否因其对夏朝《旧曲》之热爱，遂作之？我们以为，这种可能性未必没有。蒋天枢先生在《楚辞校释》中尝曰：
《九歌》之称，既用“启《九辩》与《九歌》”历史旧题，篇中所祀之神，亦未必悉为当日民间所固有。……《九歌》则用又一形式寓托同一思想感情与同一之目的。旧序[案：指王逸《序》]所说明，大体近是，惟屈原志行既蘙闇不章，而《九歌》又托为事神之词，以旧题抒新意，摛辞华而陈意隐，遂启后世纷纷之论也。
蒋天枢先生注意到了新旧《九歌》的问题，以屈作为“以旧题抒新意”，信然。我们认为：《九歌》本是古乐名，屈子甚爱，故以此为名，翻作新声。但是如此立论，又有一个问题难以解决，那就是屈作《九歌》中，确有“东皇太一”、“云中君”、“河伯”等神祇，虽然这些神祇并非楚产，楚人没有理由也没有可能祭祀之，但这些神祇之名确于《九歌》之中出现，如何解释？我们以为，可以“荆楚宗教一般”与“《九歌》文本试证”两方面入手来分析，试述之：
2.荆楚宗教一般
林承节先生在《印度史》中提出：“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文学是印度早期最主要的精神产品，与思辨的宗教哲学并列为古印度文明最早取得的辉煌成果。”林先生认为，古印度之宗教与文学间的界限并不明显。甚是。我们以为，与古印度相似，荆楚之文学亦浸染了浓厚的宗教（或言“巫祭”更为合适）色彩。荆楚地域辽阔，境内山川流布，巫风盛行，这一切都使得其之文化迥异于北方诸国。《淮南子·人间训》有“荆人鬼，越人禨”之记述，正是其“信鬼”风俗的忠实反映。因之，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滋养出来的文学作品，自然会被蒙上一层“巫祭”的外衣。屈子受这种文化传统熏染，作品常以一种神幻炫丽之风格呈现，这就不足怪了。《离骚》作为屈子自叙其生涯的抒情作，其中之“抒怀性质”向无人质疑，但其中一些句子亦含“巫祭”色彩，如：
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
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
这样的例子在屈赋中尚有许多。但自古至今，似未有以《离骚》为祭歌者。我们以为，屈赋中所呈现之“巫祭”色彩，非《九歌》所独具，实为荆楚之一般文化特征。如果只被《九歌》表面上那一层“祭神”的形式主义面纱所缠绕，实在难以厘清《九歌》的真实性质。
3.《九歌》文本试说
欲深刻理解《九歌》之性质，非从文本下手不可，通过仔细分析、比对文本，才能有所把握。试述之：
《云中君》：“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我们以为，此以君指君王，王逸亦谓：“或曰：‘君’，谓怀王也。屈原陈序云神，文义略讫，愁思复至，哀念怀王暗昧不明，则太息增叹，心每忡忡，而不能已也。”主“祭歌說”者，多以此处“君”指称“云中君”，则非是。
《湘君》中有“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王逸云：“君，谓怀王也。陫，陋也。言己虽见放弃，隐伏山野，犹从侧陋之中，思念君也。”我们认为，斯句当为屈子思念怀王之喻，此亦以“君”喻怀王，而非实指“湘君”。
《湘夫人》中有“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洪兴祖补说曰：“此原陈己之志于湘夫人也。”甚是。
“鸟何萃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则是屈子“所愿不得，失其所与。”隐约带有对君上的不满，是为屈子之自陈。
《少司命》中有“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五臣注云：“喻己初近君而乐，后去君而悲也。”屈子一片丹心，而遭贬黜，斯句完全为其内心情志的真实书写，绝与所谓“祭歌”无涉。“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五臣云：“冀君犹待己而命之。”“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兮浩歌”五臣云：“以喻望君之使未至，临风怳然而大歌也。”我们亦认为，这两句是屈子自陈其对国君再次任用自己的期待，而非其他。“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五臣云：“荪，香草，谓神也，以喻君。”说是。
至于《山鬼》，则完完全全是屈子的自述，与所谓”祭祀“没有任何关系，试述之：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五臣云：“喻君初与己诚而用之。”
“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所谓之“所思”，依王逸看来，乃是屈原自喻，“所思，谓清洁之士，若屈原者也。屈原履行清洁，以厉其身。”五臣注称：“所思，谓君也。”比较两说，以五臣之言为善。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更是以第一人陈叙述自己的处境，王逸所谓之“喻己不得见君。”王说不虚。
“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王逸以“公子”指代公子椒，“君”乃怀王。五臣注云：“君纵相思，为小人在侧，亦无暇召我也。”二说相似，可从。
“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更是屈子之自陈，“芳如若”直言其品行高洁，与《离骚》中“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一句何其相似！
“君思我兮然疑作。”“君”当为怀王，王逸亦云：“言怀王有思我时，然谗言妄作，故令狐疑也。”“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野鸣。”王逸注称：“雷填填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群佞聚也。猨啾啾者，谗夫弄口也。”
“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王逸以“公子”为子椒，五臣从之。“言己怨子椒之不见达，故遂去而忧愁也。”
《九歌》中之《国殇》、《礼魂》两篇，可说是最能彰显《九歌》意蕴的两篇。至于《礼魂》，有学者认为其是“乱辞”，似不确。褚斌杰先生认为其“本为所有，实际上就是的‘乱辞’，两者原属一篇。”说是。《国殇》并《礼魂》，皆为屈子之述楚国将士为国殒命之作，哀其战死，歌其壮怀，以此更可见，凡备列于《九歌》之作，皆为自述，绝与“祭歌”无涉。
在对《九歌》文本进行一番分析之后，可知者有二：其一，根据王逸、洪兴祖等人对《九歌》的笺释，知王逸并非赋《九歌》以“祭歌”之性质，相反地，王逸多以“喻”、“谓怀王”等来诠解《九歌》，此更印证，在王逸看来：屈子之作《九歌》，“抒怀”方是其主要目的。其二，蒋天枢先生“《九歌》又托为事神之词，以旧题抒新意，摛辞华而陈意隐，遂启后世纷纷之论也”一言之不虚。而蒋先生所谓的“新意”，正是我们所言之“抒怀”。《九歌》中相当多的部分皆为屈子之自述，以此可见，将《九歌》理解为“祭歌”，并不合适。
综上，我们以为，《九歌》乃是屈子借旧题以赋新意之作，其与《离骚》、《九章》等屈作一样，皆为屈子抒怀言志。将《九歌》理解为“祭歌”，既缺乏足够的文献证据，又与《九歌》文意不合。至于《九歌》中呈现出来的“巫祭”色彩，正为荆楚文化之特殊印记，《楚辞》中其他的作品皆带有此种文化之“原始印记”。
参考文献：
[1][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褚斌杰.《论的性质和作意》[J].云梦学刊，1995（01）.
[3]蒋天枢.《楚辞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作者简介：曹阳（1992—），男，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 541006）2015级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