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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文学视域下史铁生的文学超脱与宗教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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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21 20:32: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摘 要】知青文学研究中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情怀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关注,他们较为重视知青生活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同时知青作家主体对疼痛和伤痕的文学叙事选择,更加具备精神超脱和救赎式品质,本文对史铁生的创作和精神指向进行分析,旨在揭示其超拔的经验和旷达的境界,以知青作家对待疼痛与伤痕的态度入手,表达文学和宗教经验对历史人生的超脱和救赎。
【关键词】史铁生;知青文学;文学超脱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6-0234-02
知识分子问题是常读常新的研究领域,知青文学带有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下的精神印迹,知识分子的文化情怀得到充分释放。五四文学传统、现代性转折等问题的探讨将目光集中于社会转型,而实际上知识分子的内在品格和作家队伍心理变迁问题也应当得到充分重视。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钱穆《中国知识分子》、张岱年《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陈平原《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扬守森《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等著作来看,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和文化底蕴与个体创作和时代潮流紧密联系起来,因此可以从一个新的视野来看待知青文学和知识分子情结。史铁生作为知青文学的作家代表,其文学创作的艺术特色、价值追求已经被学界充分研究,其文学超脱与宗教救赎的价值理想可以从知青文学的伤痕叙事中重新得到诠释。史铁生从60年代末到延安插队到双腿瘫痪返回北京,轮椅生涯和透析治疗使得疾病和疼痛成为作家思索的精神话题。
史铁生强调人生的经验,沉思多于行动,更倾向于收藏而不是语言表达本身,《我与地坛》中提到记忆与收藏,“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命若琴弦》、《病隙碎笔》等诗歌、散文与小说创作,背后蕴藏着作家主体的审美理想和精神范型,文学创作成为一种精神超脱和心灵疗救的可能,从身体的病痛到精神的病痛,史铁生对于生存的思索走得更加深远而凝重。
一、从伤痕到疼痛的变迁
程桂婷在《论疾病对史铁生创作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如果说‘文革’是整个社会的空前浩劫,那么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则是一代人的巨大不幸。一代人荒废了学业,一代人流离失所,一代人远走异乡在异地饱受饥饿、寒冷、孤独、恐惧等等苦难的折磨,遭遇了严重的身体和精神的创伤。”①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史铁生在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极力构筑充满温情与美好的诗性世界,在乡土气息和纯朴人性的勾勒中丝毫没有一丝对饥饿、劳累、苦难的控诉和埋怨,甚至于事实叙述和疼痛记忆都不曾得到揭露和表达。相反,更多地是对知青生活的美好感受和亲切怀念。陕北农村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劳累艰辛的工作,是导致作家身体病痛的直接原因,然而重新回顾这样一种知青生活的伤痕记忆,史铁生更愿意拉开一段距离,以理性和达观的态度选择更加具有精神价值的材料进入文学创作之中。“本源性问题始终为知青一代作家所关注,在史铁生那里,它是一个需要苦思冥想却永远无法猜透的谜,谜底被上帝牢牢隐藏起来。一代人既悲壮又焦虑地寻求着文化之根源、生存之依据,上穷碧落下黄泉,渴望着一种普遍化的、能说明万事万物的终极性价值。”②田原牧歌式的诗意和纯朴人性的温情给予作家更多的人生启迪,一方面,疼痛书写实质上表达了一种精神抗争,对伤痕印迹的直接呈现和叙述并不能促使伤痕记忆进入历史和文化中,仅仅是再现和表达。而另一方面,作家主体在生命思考和时代文化背景的参与下,伤痕成为疼痛的经验,不是为了呈现伤痕而去描述伤痕,目的在于得到经验的传递和精神的净化。“史铁生从自身残疾出发,认识到人生在世都有无法克服的人生困境,在于困境斗争中,他始终以自己的精神为神、以对世界的博爱为支柱,最后,史铁生终于从困境中走了出来。”③毋庸置疑,这一精神探索的路途充满着煎熬与艰辛,从伤痕到疼痛的变迁历程是知青文学作家一代人的精神印迹。
疼痛经验的书写有着自身独特的精神特质,“史铁生因苦难和心理伤痛走向了写作。史铁生笔下的主要人物形象是一些身体上的残疾者:瘫痪病人、盲人、癌症患者等,这些形象都有他自己的影子。实际是他一直在书写着内心的创伤。”④同时需要注意到的问题是,史铁生主观选择和趋避,并不能够真正掩盖和遮蔽其对知青伤痕的情感体验。田园牧歌式的美好经验往往作为一种替代品,从另外一个角度强化作者主体对知青生活的苦难记忆,而这样一种强化并未直接呈现于小说阅读受众的视野中。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为例,“遥远”一词实际上凸显了史铁生对知青生活的真实心理感受,夹杂着一种历史的错位和心理的隔膜。从伤痕到疼痛的变迁,并不能够真正稀释苦难记忆的客观存在,而是作为另一种模式得以转化和沉淀。
二、宽容与仁慈背后的救赎之路
史铁生在随笔《答自己问》中对于宽恕和人道有着较为集中的诠释,“中国传统文化中第二个最糟糕的东西就是仅把人生看成生物过程,仅将人当作社会工具,而未尊重精神的自由权利与实现,极好的人道主义绝不该是这样的。”⑤同样的论述在《我的丁一之旅》、《我与地坛》、《病隙碎笔》中多次出现。史铁生不止一次地渴盼行动的自由和精神的超脱,他忍受着残疾人生的苦难,使得苦难意识成为一道挣脱束缚、超越自身的门槛。苦难的书写,在史铁生文学创作中被转化为超越理性而直抵存在哲学的生命意识,进而成为一种执着的精神信念,支撑着担当痛苦的文学创作。死亡、绝望、病痛、痛苦成为史铁生不得不直视的精神障碍,对苦难经验的敏感和思索,使得苦难言说更加带有生存的创痛和欢欣,因为死亡的恐怖一旦解脱和超越,精神的自由度将会进一步加强,最终以文学和宗教的手段达到对苦难的救赎。史铁生在小说中用残疾和病痛来隐喻人的生存困境,同时对苦难的偶然性和人生的必然性进行分析,对人类的残疾和死亡的病痛不再报以诅咒和埋怨,而是用精神和信仰进行拯救和维护。“在这个残缺和苦难的世界上,爱愿永恒,那些敢于付出爱、勇于怀抱梦想的人走向了史铁生设置的救赎。如果说残疾是史铁生笔下的原罪,那么爱情就是他笔下的救赎。”⑥
苦难意识是史铁生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母题。“他对人生、苦难的描写更沉静、内敛,也更世俗、具体。最重要的是他在追寻的旅途中没有屈服,在苦难的包围中,也没有走向呼唤神灵救赎之路,而是直面苦难,深入苦难,从而获得了审美意义上的健康而自由的生命形式。”⑦或者说,史铁生在文学创作中乐于用精神受苦的形象来隐含表达对苦难意识的思考。史铁生看重生存的智慧,执著以爱的颂歌来揭示生存的真相,对精神受苦的故事和人物形象进行描绘刻画,目的在于以宽恕和仁慈之心抵达精神的救赎。史铁生在考察人的终极价值之后最终从文学和宗教中寻找到突破口,其精神救赎道路有着其自身相对独立的心理原型——残疾,这样一种心理原型可以看作是作家主体经验的呈现,面对困境寻找救赎,史铁生以及其笔下的文学形象有着一致的人生探索目标。宽容与仁慈背后的救赎,有着更为积极和深远的影响,换言之,史铁生与史铁生们正在积极寻找着自己的宗教和人生的出路。
三、文学审美与宗教经验的超拔
文学本身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宗教。原罪与救赎,残疾与爱情,死亡与穷困,史铁生从文学和宗教经验的启悟入手,从经验的超拔和价值的反思层面重新认识残缺之中的完美。《命若琴弦》在史铁生的作品中非常具有代表性,洪艳的观点认为,“史铁生借助老瞎子和小瞎子的故事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讯息:人生原本就是一场苦难,甚至是荒诞的,但虚设的目的能支撑着我们更好地活下去,不管最终的结局如何,起码我们能使生命的过程变得美好、精彩。”⑧史铁生借盲人的视角实际上传达出这样一种观念,现实人生中的诸多困境和价值思维往往拘囿于无法超脱的执著,最终成为执迷不悟。无论是以虚设的目的作为人生价值的支撑,还是对宗教哲学人生苦难度脱,原罪观念下的精神救赎之路,需要借助文学审美和宗教信仰的手段和方式来最终达到。对史铁生的文学创作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史铁生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信徒,但是对神性和上帝有着较为自觉的尊崇。宗教气息、宗教思想对于揭示苦难、命运、死亡、病痛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宗教作为文学表达进入史铁生的创作视野后,更加凸显其超拔和超脱的精神追求。在这样一种文学和宗教的互动模式下,史铁生对精神价值的终极目标有着近乎形而上的思索,力图达到对人生痛苦经验的超拔。
史铁生一方面积极强调苦难书写和精神救赎,但是在史铁生的创作中不论呈现的苦难叙事多么沉重而痛苦,读者始终未能直接看到作者主体对残疾、病痛、死亡的同情和怜悯,而是采取一种更加冷静和理性的态度观照人生的苦难。史铁生笔下的人物多数具有反抗精神和沉思品质,具有空前强烈的生命意志,不屈从和执著反抗的精神追求导向一种更深层面的价值关怀。“终极价值指向未来,而反抗是立足现在对抗过去;反抗只是一种生存手段,它不能成为良心的标准和依据。反抗从心理上对应的是心灵的紧张和愤怒的情绪,而人的灵一旦与终极存在接通,得到应是内心释放后的宁静之态。”⑨换言之,美好宁静同时又开阔敞亮的精神状态,将会更加符合文学审美和宗教救赎的终极价值追求。
知青文学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上特殊的历史活页。伤痕和疼痛,因为痛苦的经验而不断成为知识分子自身品格完善的题中之义,通过对知青生活的伤痕与疼痛的重新思考,进而真正思考人生的终极价值和理想追求,获得诗意与文化的栖居方式。作家韩少功在《完美的假定》一书中对史铁生进行评述,“在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度,一个连宗教也大多在投资着来世福乐的世俗化国度,铁生有价值的饥渴却没有特别的神学崇拜。他的思考仍然充满着活泼知识而没有偏执迷信,他的言说仍然平易近人而从不故作玄虚。”⑩知青作家的知识分子品格,有着天然的思想优势,当焦虑和困境成为精神阻碍的时候,文学审美和宗教救赎成为一种合理的渠道疏导和宣泄着特殊年代的文化郁结。知青文学的伤痕和疼痛依然存在,并将沉淀为文化经验的一部分,最终获得经验的超拔和意义的新变。
注释:
①程桂婷.论疾病对史铁生创作的影响——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为例[J].当代文坛,2010,(5):20.
②薛毅.荒凉的祈盼——史铁生论[J].上海文学,1997,(3):66.
③吕宁.生命意义的思考和追问——史铁生作品的内蕴[D].长春:吉林大学,2007,(6):33.
④王文胜.论史铁生的文学创作与心理疗伤[J].南京师大学报,2009,(5):156.
⑤史铁生.答自已问.史铁生作品集第二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425-426.
⑥李弈诗.当代“约伯”的苦难与救赎[D].苏州:苏州大学,2008.25.
⑦叶红美.感悟终极——从史铁生的小说看他的苦难意识[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8,(7):39.
⑧洪艳.史铁生作品中的宗教倾向[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2):142.
⑨荆亚平.立于人类精神深层的缪斯之舞——新时期小说宗教信仰叙事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5.
⑩韩少功.完美的假定[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0.223.
作者简介:
刘 森(1984-),男,汉族,黑龙江省人,现为牡丹江师范学院工学院教学秘书。
项目名称:牡丹江市社会科学课题一般项目“知青作家叙事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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