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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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甲午战争以后，各国对中国的侵略方式转为资本输出，纷纷在华设厂，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最终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此后民初政权更迭频繁，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又陷入一片动荡。正是在这种内外矛盾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开始寻找各种让中国富强的方法，各种思潮兴起，这其中就包括了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产生有其特定的原因，对实业救国的主张，张謇也有其自己独特的观点。本文对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进行了简要探析。
关键词：张謇；实业救国思想；原因；主张；观点
一、张謇实业救国思想内涵
实业救国论是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一些代表人物所宣扬的、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救国救民主要途径的议论。20世纪初，宣扬实业救国论的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級上层的代表人物。在国内以张謇、汤震等为代表，在国外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张謇曾经说过：“实业在农工商，在大农大工大商。”胜英曾经在自己的《实业救国悬谈》一文中指出：“夫实业者，国民资赖以生之物，而国家之血液营养也。实业之兴衰，原为国民生计之舒渗所系，亦为国政隆污之所系，且即国命延促之所系。”实业救国在本质上就是指通过振兴发展实业，提高国民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国家的综合国力，逐步建立起真正属于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以此来改变国家存在的贫困落后的局面。实业救国思想在19世纪末已开始出现，其思想源于“商战”思潮，到了辛亥革命（1911）前后成了一种颇为流行的论调，在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张謇实业救国思想特点
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有其自己的特点。其一是，打破了传统重农抑商的模式，也和其他注重发展工商业、忽视农业的实业家不一样，张謇主张农工商并重；其二，张謇注重教育，认为实业、教育两者同为富强之大本，相辅相成。
（一）实业在农工商
农工商关系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处于显性地位。在古代，往往将农之外行业统称为商。人们常常认为中国古代一向重农，农本商末。到了近代，工与商常常也不加区分，有时互相替代。早期改良主义思想代表之一的郑观应提出了“以商为本”的思想。他认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通畅其血脉也。”郑观应将振兴商务，看做是恢复国家的元气，看做是疏通国家的血脉，可见商务在他心目中的作用和地位。薛福成认为“迩者英人经营国事，上下一心，殚精竭虑，工商之务，蒸蒸日上，其富强甲于地球诸国”，“然则为中国计者，既不能禁各国之通商，惟有自理其商务而已”薛福成还具体提出了振兴商务的对策。这里所说的“商务”，“其含义己不限于传统上狭义的重视商业，而是表示注重提倡和大力发展工矿、贸易、交通、电讯、金融等实业”，因此，“历来不认为洋务运动只懂得学习西方技艺之皮毛，其实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近代中国盛行的重商思想，其实质也包含了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两方面的内容”，在清末，光绪帝宣布变法，他在谕令中说“图治之法，以农为体，以工商为用。”这一切表明，到了近代，特别是在早期改良主义者这里，工与商常常是放在一起谈论的，并不细加区分。
张謇对本末问题的看法既有借鉴、吸收和传承，又有发展和超越。首先，张謇区分了什么是农、什么是工、什么是商。在张謇看来，“农”不仅指农业、农作物，而且包括土地、农民和农村，“工”不仅指手工业，更主要的是指机器工业，“商”不仅指商业、商人，而且包括商资。张謇认为“初苦农无大地，商无大资。”可见，他所说的农工商比古代所指的农工商包括的外延更广、内涵更丰富。不仅如此张謇将其看作一个整体，都属于实业的范畴。其次，张謇将农工商进行排序。对于农工商的重要性问题，张謇与前人又有不同的地方。他认为三者都很重要，在三者都很重要的前提下，又有次序先后。“然工商之本在农，农困则工商之本先拨。亦有为田赋附加税之谋者，是又直取于农矣”，“农为立国之本，其切要在棉”，“惟是实业以农为本，农以垦荒为先”，“简言之，则衣食所需为重，棉、稻、麦于衣食所需尤重也。既为人生所需之至重，即为世界实业之至大。”再次，张謇认为农工商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如前所言，张謇将农工商三者看作一个整体，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不仅如此，他还领悟出三者的辩证关系。他特别赞同司马迁对农、虞、工、商关系的揭示，“《史记·货殖传》：‘中国人待农而食，虞而出，工而成，商而通。’工固农之枢纽矣。顾工有子有母，有子之子，有母之母。”张謇对《史记》中农工商关系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解释。不仅如此，张謇还有更胜一筹的地方，看出“工”作为枢纽，它向两头延伸的意义。第四，张謇呼吁农工商应共同发展。张謇不断呼吁并大力进行实业实践，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的情形的思考。1901年，他又创建了通海垦牧公司。对于垦牧公司，他原本准备办成新式农场，大规模实行机械作业。但由于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成就。不过，垦牧公司也部分地实现着务农会的宗旨，诸如办垦牧学堂，选择优良品种等。
（二）教育乃富强之本
张謇认为教育是“富强之大本”、“国民之基础”；“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而教育尤为各种政策之根本”；“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本。要其根本之根本在教育”；“现吾国国民生计日蹙，欲图自存，势已岌岌；舍注重实业教育外，更无急要之计划”；“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父教育而母实业”；“宜广开学堂”，“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力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无学何以为国”；“求今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张謇认为，教育不仅能开民智，而且开士智，开官智，使全民族都觉醒，起而救亡图存。中国要不亡，只能先办教育，“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这说明，张謇既是实业救国论者，又是教育救国论者。
他虽然认为实业、教育两者同为富强之大本，相辅相成，而在具体操作上，却主张先办实业，后兴教育。在专门教育中，张謇重视实业教育即职业教育。他认为实业教育可以增加人民求生的能力，解决生计问题，主张多办实业学校，以为救穷的手段，“惟职业教育则直接即可生利”，各府州县均应设立警察、法理、工艺、农业、商业学堂。在实业教育中，他首重工，次则农，三则商。在实践中，他一边设厂兴办实业，一边拨巨资从事实业教育。他根据自己发展实业的需要，兴办工业实业学校。1905年开办工人艺徒学校，1906年创办铁路学校，1906年在南通师范学校附设土木工科测绘班，1912年在大生一厂附设纺织染传习所，1913年在南通设纺织学校，1914年又设河海工程学校。张謇视农业为天下之本，对中国传统农业耕作不讲究技术、不讲学理提出了批评，认为凡农事必“先以化学之法，分辨土宜物性”，这样才能增加产量，提高效率。因而他倡办农业学校。1902年在通海垦牧公司创办第一所农学堂，1906年在南通师范学校附设农艺试验场，1909年设立南通农学校及农场。1914年张謇任农商总长时，通令沿海各省设水产讲习所，并派员巡回讲授。张謇认为，中国过去不讲商学，因而商业总是失败，要研究商学，必有赖于商业教育。
以上这些举措，可看做是教育与实业相结合，发展教育以提高农工商从业者的素质，投身实业，以实业救国，挽救民族危亡。企业、学校相结合，使其成一体化，重视它们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为了办教育，他创办实业为了使实业有更多的人才，他创办教育为了使人才更能有实践才能，他在工业企业内安排学生实习，在垦牧公司里让学生种试验田。这样，在他的企业集团中一产学二者能够有机结合，做到良性互动和良性循环。
三、结论
张謇身处乱世，一直都有实业救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愿望，他所经营的企业也一度获得了短暂的发展。可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好景并不长久。1920年至1922年间，各盐政公司连续遭遇虫、雨、风、水的灾害，加上用人不当、经营不善，使主要调资者大生纱厂负债愈重。加之国内军阀连年混战，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对华经济压迫转剧，因而国内百业衰退、民生凋敝。到1923年，连一向盈利的大生纱厂也转为亏损。1923年年关，张謇不得不把大生一厂向银行押款还债。1925年7月大生一、二两厂已负债一千余万元。至此，他的大生集团已无力独自支撑下去，不得不被银团接管。张謇的实业成果最后付诸东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謇也许是不幸的。但是，张謇又是极为幸运的。在南通地方办成这么多事业，就他个人而言，真实地实现了他个人的人生抱负和人生价值，就他所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而言，体现了其要求发展经济、伸展政治权力、扩大政治参与的愿望，就南通而言，成就了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顶级辉煌，就今天而言，张謇带给南通的影响仍然清晰可辨，这种影响还将持续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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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胜英. 张謇实业救国论之悬谈[J].东方杂志.2012，6（6）：111-113
[6]贾丽云.张謇实业救国思想的主要内涵[J].东方杂志.2013.12（6）：212-216
作者简介：黄武彬，男，1992年生，江西贛州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