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匾额的文化与艺术价值

omoavumin

[基金项目：河南科技大学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SRTP）经费资助洛阳市社科规划项目（《白居易在宋代的影响与接受研究》2016B324）]
摘要：匾额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洛阳以其古都的特殊身份，其现存匾额更彰显出文化的多样性。它记录着科举文化的发展，弘扬着传统伦理道德，彰显着文人志趣等，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传统匾额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其思想和艺术价值，在当下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弥足珍贵，值得我们去思考如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发挥其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积极的教化意义。
关键词：洛阳匾额；文化传承；文化内涵；现状；出路
匾额单称有扁、额、牌、榜等，合称有扁额、扁榜、牌额、牌扁等，或载于文献，这些匾额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礼乐教化、科举功名、吏治功德、忠孝节义、文人雅志、宗教婚俗、医德教泽等，无所不包，本文拟从现存洛阳匾额的视角，解读传统匾额在文化内涵及其在当下的社会价值。
一、匾额的文化内涵
匾额形制虽小，却包蕴丰饶，可谓壶中镜天，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带有深刻的历史烙印。仕子追求功名的梦想，官吏化育民众的德行，文人怡情悦性的风雅等，都在河洛匾额中都得到生动的呈现。既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又体现出浓郁的文化意味。
（一）传播科举吏治文化
中国古代崇尚“学而优则仕”，普通文人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大多只能通过科举一途，反映科举吏治的匾额在历代留存中十分丰富。具体又可分为科举功名匾额和廉吏褒奖匾额两大类。这些匾额对我们了解古代科举制和官制的一个重要窗口。
1.科举匾额。匾额的主要社会功能之一便是宣扬教化。《后汉书·百官志五》载：“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第3623页，卷118，百官志五）这项制度为后世承袭，成为颂美教化、移风易俗、安邦定国的重要手段。而科举又是彰显中国文化特色的一个重要窗口，从隋炀帝开科取士，到唐科举取士，宋代崇文抑武，更多寒士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之路。科举制度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读书人金榜题名，乃民间所谓人生四大乐事之一。不仅朝廷会赐予他们匾额，中举仕子所在乡里的民众也会为他立匾，以此来表示对他的尊重，彰显地方之荣耀，激励后来人考取功名。洛阳匾额博物馆所主要为清代进士、贡士、举人的匾额。进士及第，名列三甲，自古皆视为莫大荣耀。《宜阳县志》中所载匾额，有三块是关于进士鲍承寿的。鲍承寿，字朗如，进士，浙江仁和人，道光六年任知宜阳县事。“环林益润”匾，上款为“赐进士出身知宜阳县事乙酉河南同考官加七级记录二十五次又记大功五次鲍某为监生杨毓青题”，又有“松筠并操”匾，为“次进士出身敕授文林郎宜阳县事鲍承寿为范世泰之妻赵氏立”，两块匾额的立匾时间均为“道光九年（1829）”二额所授对象皆为鲍承寿。（王支援《洛阳匾额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206页）在地方选拔考试中又有乡试之举人、会试之贡士等，亦为荣事。举人匾如李登元“贤孝冰操”匾，上款为“甲子科举人借补陈川府扶沟县儒学训导李登元为……立”立匾时间为道光十四年岁次正月（1834）贡士匾如刘振林“刚足毅风”匾，上款为“……贡生刘振林……立”，时间为咸丰四年（1854）。此外还有张景川“亚元”匾和李瀛山的“姆仪堪师”匾，张子彦“潜德硕学”匾，上款为“步军中将军前陕南镇守张钫为清岁贡候选儒学训导子彦张老先生三周年纪念”立匾时间为“中华民国丁卯仲”（公元1927.11）可见科举匾额树立了一种榜样、楷模。传统的社会价值、道德风操、行为规范、是非取向都蕴含在匾额内。匾额可以说是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多元融合。
2.廉吏褒奖。古代社会更是一个注重吏治的社会，吏治的风气往往直接表现了一个社会的风气，影响世道人心。故历来的统治者莫不要求官吏对君要尽忠，对民要仁爱，风清气正，方能江山永固，基业万年。河洛自古风俗淳厚，东汉洛阳令董宣不畏强暴，有“强项令”之美名。这些良吏品格受到社会表彰，以激浊扬清，以美德、善行、勤政、清廉等品质，化育民众，这些教化意义，在洛阳所存匾额中得到鲜明体现。如“淑德流芳”匾是对礼部布政使的褒奖；“清时祥风”匾是武绍周为户部大理寺卿所题；“恩勤裕后”是袁风清为进士出身的宝山县正堂所题之匾，更有“惠资养正匾”，“慈惠贤明”匾，“品优德厚”匾等多数对官员品行和德行方面褒奖的匾额。朝廷的奖掖与民间的口碑，都通过这方寸之匾额充分彰显，显然，又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激励着来者，从古至今，这种教谕意义从未消弱过。
（二）弘扬传统的伦理道德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礼乐社会，儒家更强调各种伦理纲常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二程之洛学传至朱熹，更加注重三纲五常，提倡以理节欲，所谓存天理而灭人欲。在当时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在理宗时受到官方认可，朱熹强调内圣外王，先修心而后事功，将四书置于五经前，在元代成为科举的重要内容，成为历代君王思想教化之器。
1.表彰夫妻之忠贞。夫妇有道，长幼有序，社会也常以赠送贺匾的方式对有德操者进行奖掖。如“柏舟遗范”匾，此匾为贞洁匾。《诗·鄘风》有“柏舟”篇，小叙谓卫世子黄柏早死，父母欲迫其妻姜改嫁，姜作诗以自誓，后称妇丧夫为“柏舟之庸”，夫死不嫁为“柏舟之节”，即此为“柏舟”。夫妻之间要忠贞，也要协调，阴阳相合，万物化生，男主外，求功名富贵；女主内，相夫教子。这也是传统社会中一种典型的家庭模式。如“德从兼优”匾，德是“四德”。从指的是“三从”。而在今天社会分工合作越来越细密的时代，有些家庭从男女平等，同样工作养家，又重新复归到古代这种内外分工的形式，也可见其合理性之久远。
2.褒扬子女之孝敬。人生之初，三年始离父母之怀，因此成人要有感恩之心，对老迈之父母要尽孝道。儒家有《孝经》流布天下，到唐代玄宗又加亲注，以化育庶众，古代又有二十四孝图等传世，提倡尊亲孝敬。匾额文化中有不少是关于孝道的内容，如“石贞泉孝”匾，孝，守孝，无改三年之期。贞石，碑石的美称。立碑刻石，意在传诸后世。因称碑石为“贞石”。
3.称美邻里友朋之节义。如“恩深义重”“德修行惠”“义重桑梓”“义高情长”“儒宗博爱”等匾额，皆是宣扬仁义德行，模范一方。儒家宣扬“仁义”，提倡“仁者爱人”。为人要常怀助人济世，仁孝德义之心。在当今老龄化社会，如何养老，孝敬亲长，照顾邻里，扶济弱势，奖励道德模范，这些匾额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它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规范有序，合情合理，使日常生活约定俗成，对当下某些弃老行为也是一种鞭策。
4.赞颂医者之高德。医德修养，放在当下，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动力，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业精岐黄”匾，借传说中的古代名医岐伯来赞颂受匾者高超的医术，后世称中医学为“歧黄之术”。又如“术妙东垣”，东垣为金代名医，称赞医者医术超群，可与东垣相媲美。如今，医德医风建设任重而道远，古代的医者的高德是后世医者的典范。
5.传道受业之教泽。韩愈《师说》有言：“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老师从古至今都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人人都尊重的职业。“经明行修”匾表达教书先生经学深湛，品行端正，“洛学遗范”匾赞扬老师是洛学者中的佼佼者，是后世学者的典范，其他诸如“高山景行”、“共坐春风”、“瓣香共祝”无不体现学生对老师敬仰之情。
（三）彰显文人的兴趣雅好
匾额文化还带有浓郁的文士气息，古代文人追求风雅，张扬个性，或修身养性，怡情悦性，表达志向，这些都在匾额之中得到生动体现。
1.修身养性的高洁之志。此类匾额作为文人寄怀明志之象征，具有座右铭式的意味，多悬挂于厅堂、书屋或镶嵌至居室内。文人以此自勉，体现自身品性之高洁、襟怀之淡泊等。河洛文化受儒学影响浸染，又有二程洛学之传播，因此河洛文人对自身修养十分重视，多以这类匾额自勉。如“芝兰室”匾，乃清朝光绪时期河南堰师某家闺阁室所悬挂之匾额。芝、兰皆指香草，《孔子家语·六木》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孔子家语》，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8页）常与品行高尚的人在一起，久薰而自化。《孔子家语·在厄》：“且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第256页）君子当如芝兰，不以毁誉穷通而更其洁操。由此可见“芝兰室”主人的志趣和追求。在当下物欲横流，道德失衡的时代，慎独显得尤为重要。
2.以文衬景的名士风流。中国风景名胜、园林寺院等古迹的匾额，能使山岳生色，河川增辉。它们与中国古代文人、文学息息相关。《红楼梦》第十七回就描绘了题匾趣事。贾政说：“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也觉寥落无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曹雪芹《红楼梦》，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24页）此话道出了匾额具有以文衬景的作用。清丽典雅的诗文匾额，既深化了园林意境，也体现了古代文人高雅的生活情趣。如西晋时期，豪右石崇于元康八年在洛阳金谷涧营建别墅，并广收天下奇花异石于园中，题名“金谷园”。石崇与当时名士陆机、潘岳、左思、陆机、陆云等人结为诗社，号金谷二十四友，常于园中妓乐宴饮，竞诗唱和，成为魏晋时期的名士风流。“金谷春晴”也成为洛阳八大景之一。如今洛阳老城区内的很多商业匾额，如字画店招牌“鸿宝斋”、“福瑞阁”、“和顺堂”，文房四宝店铺“寿石斋”、“集雅阁”等，也还继承着这种典雅温润的文学风格，表现出浓郁的文化氛围和高雅的文人情趣。
二、匾额的艺术价值
匾牌作为匾额的重要物质载体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但它的制作也特别讲究，以显庄重，其本身又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并与其内容相得益彰。它是集书法、雕刻、篆刻、装饰美学等为一体的传统艺术的终结。其书法字体多元，雕刻工艺精湛，装饰细致精美，其艺术鉴赏价值和文物价值等，成为多学科的研究对象。
（一）与传统建筑相得益彰
在传统建筑上，匾额的悬挂范围十分广泛，室内室外都可以悬挂。悬于宅门显得端庄文雅，挂在厅堂则有蓬荜生辉之感，装点园林名胜就显得古色古香，在风景名胜则显得厚重大气。如二程故里位于洛阳市嵩县田湖镇程村，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帝赐给两程祠“学达性天”匾额，以表彰二程的贡献，谓其知识和品行能究天人之际，明天人之性，将人之性与天之性融为一体，格物穷理，明心见性。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路过洛阳，游洛阳龙门，特派礼亲王访谒两程祠，慈禧太后手书“希踪颜孟”，光绪皇帝手书“伊洛源渊”匾额，送程祠悬挂，至今仍存。足见其对理学宗师的尊重，也使二程故里更加肃重，身临其境，不胜敬畏向往之心。又如关林，，关林之仪门，前挂王铎所书“关林”匾额，后挂慈禧太后所写的“声灵於铄”匾额，其余尚存“万世敬仰”、“光昭日月”、“忠义传家”等匾额，尽显关林的浩然忠义之气。
（二）书法艺术的完美体现
匾文多出自名家之手，为使匾额书法能够与雕刻、建筑等融为一体，符合美学的要求，唐以后，多用楷书，以示端重，也易于常人辨认。偶尔也用篆书、隶书、草书等字体书写匾额。以“龙门石窟”匾为例，此幅匾额由现代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在1959年8月游历龙门石窟时所题，短短四字，笔走龙蛇，铁画银钩，笔力爽劲洒脱，韵味深长，将生动的书法艺术与厚重的历史遗迹完美的结合到一起，极具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在书写上，其分阴文和阳文两种，匾文多以阴文为主，题款多是阳刻。匾之大小一般长在二百厘米内，宽在一百厘米内。周围多有纹饰，带有各种寓意。如“德裕后昆”匾，匾框四角浮雕回纹，上方中央为一篆字“寿”字，左中为瓶插牡丹，右中为瓶插莲花，取“平安富贵”、“连年平安”、“福寿无边”等美好寓意。又如“德垂后裔”匾，匾框四角及下方正中浅浮雕五个蝙蝠，上方正中为一“寿”字，取“五福捧寿”之意。其他诸如“暗八仙”、“鹤”、“祥云”、“龙”等纹饰皆蕴涵着吉祥福寿之意。
三、匾额的现状及出路
匾额其制虽小，其容乃大。尺幅之内包罗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蕴含着无限丰富的文化内涵。其形制虽古，其内蕴却亘古弥新。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匾额似乎渐渐淡出了民众的视野，或被遗弃在院落墙角，或是用作水缸盖，甚至劈成烧柴火等等，情景另人甚为惋惜。虽然洛阳匾额博物馆对这些匾额进行了抢救性的收集，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引起人们对匾额的重视。而且全国各地尚没有专门的匾额博物馆的地方，其保存情况可想而知。这些前人留下来的生动宝贵的文化遗产，正在被时代浪潮所吞没。
首先是普通民众缺乏对匾额价值的认知。在经济的潮动中忽略了精神层面的建构，所以尚有众多的匾额散落在民间，被他们视之如敝屣。民间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淡漠，保护措施不力，保护方法不当。因此，有待专门机构去搜集、回收、保存、研究、开发。
其次是学术教研的欠缺。传统的教学科研机构往往偏重专业领域内的研究，而轻视民间层面的风俗文化研究。匾额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存在样式，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员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整理研究，挖掘其间的思想道德价值、宗教哲学价值、民俗价值、商业价值、文学价值、美学价值等，把深刻与通俗相结合，使其成为陶冶民众的精神视窗。各级教育研究机构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公益讲座，使其飞入寻常百姓家，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到其间丰富的传统文化，在思想精神上得到熏陶；通过开设公开课、文化讲堂、交流会、慕课等形式，使其走进校园，向学生普及匾额的知识，吸引更多的人投入到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挖掘工作中，培养和壮大研究队伍。
其三是政府需要更多的投入和支持，在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环境下，应突出各地的文化特色，因地制宜，在经济上给予资助，使更多的遗散匾额能重新回归到专门的专门的博物馆，使研究者能有更多的经费开展相关研究。实现价值转换，由静态的展览，走向动态的宣传。通过网络等信息平台，建立相关网站，加强遗存匾额的收集工作，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作为匾额文化的专业宣传人员，应该接受专业系统的培训，能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参观者或游客能从中多方受益。
其四是匾额形制的开发于利用。在商业经济、旅游经济发展浪潮中，如何适度开发并创新匾额的形制，值得各方面思考应对。既要保护其本身的特性，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又能在形制上有所生新，如新材质、新工艺、新样式、新书写、新视听等，成为吸引人眼球的闪亮招牌，其本身无疑又会带来更长远的经济效益。无论是商圈、景点，还是民居等，都应注意匾额与整体建筑风格特征的协调性，使其能相得益彰，又或借名家手笔，锦上添花。从而使这种古老的文化载体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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