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之前的交往：阿伦特思想的另一个侧影

rovibus

劳动、工作和行动：交往关系的进阶
阿伦特思想的特别之处在于，她常在二元区分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新维度，从而打开看待世界和人类事务的新方式。这与布伯把“我—你”关系划分为“自然、人和精神实体”不无类似。本书的主线即是通过对劳动、工作和行动的三重区分，界定了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生活的基本境况，每一个境况均包含了不同的交往形态。
劳动者无法拥有交往。
劳动是与身体的生物过程相应的活动，即身体的生长、新陈代谢和衰亡，生产的是生存的必需品，劳动的人之境况是生命本身，是积极生活最低层次的活动。阿伦特对劳动者的境况多有批判，她说：“劳动中的人尽管也活动着，却被抛回到了自身，除了关心他自己的活着之外什么也不关心，人完全被囚禁在他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中，甚至无法让自己超越或摆脱自身机能的循环运作。”
劳动者的这种状态，并非意味着劳动不在人们之间进行。但劳动者的境况最缺乏公共性，劳动者只聚焦于身体——身体的愉悦和痛苦、劳作与消耗构成其生命的全部，但这些内容缺少公共性，也无法与人交流，更不可能在公共领域显现。因此，劳动者不过是动物习性的延伸，“劳动动物紧闭在他自己身体的私人性当中，被需求的满足牢牢捕获，这些需求是他无法与他人分享和真正交流的，就此而言，他不是逃离世界，而是被抛出世界的”。
技艺人只产生交换关系。
工作是积极生活的中间层次，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环境的“人造”事物世界。阿伦特说：“劳动动物的社会生活是无世界和游牧式的，因而，他们不能建造和定居于一个公共的世界性领域，与劳动动物不同，技艺人完全能拥有一个他自己的公共领域，即使这个公共领域不是严格的政治领域。”这意味着处于工作境况的人，至少可以拥有自己的交往世界。
制作，即技艺人的工作，是一个物化的过程。在工作中，技艺人产生的唯一交往关系，来自师徒之间。除此之外，技艺人的公共领域就是产品流通的交换市场。亚当·斯密（AdamSmith）认为，“交易、物品交换、以物易物的偏好”使人可以区别于动物。阿伦特指出，由于技艺人可以和他人交换产品，从而可以走出与人隔绝的状态，找到适当的人际关系。不过，尽管工作比劳动更加人性，但在行动的比照下，技艺人“也不是作为人相遇，而是作为商品和交换价值的所有者相遇”。
行动者形成人际关系网。
行动是积极生活最高的活动，是唯一不需要以物或事为中介的，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相应于复数性的人之境况，即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人们，生活在地球上和栖息于世界。这意味着行动本身是在交往中实现的。行动的理想原型就是城邦世界。生活在城邦中，意味着任何事情都要取决于话语和说服，而不是暴力和强迫。就此，言说成为界定文明和野蛮的表征。阿伦特说，城邦之外的任何人——奴隶和野蛮人——都是无言的，他们不是丧失了言说的机能，而是丧失了一种生活方式。言说让人实现自我显现，以区别于仅仅依靠形态和嗓音就能展示的物理身份。
阿伦特极其强调言说之于人的意义，此种生活方式，“就像人的第二次诞生”。与劳动者、技艺人不同，言说和行动的过程是无形的，却也是真实的。阿伦特把这个世纪存在的东西称为人际关系“网”。这是一种相互连接、互为主体的交往形态，每个行动者均身在其中，将人类事务编织进人际关系的网络，并不断予以改写。正由于言说可以彰显新的自我，行动能够创造新的开端，言和行便不断地发动起新的过程，将人际关系网浮现为某个新来者独一无二的生活故事，并影响到其他人。
三、桌子的隐喻：平等而差异的交往
人类的交往原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等，均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对此，传播思想史也曾给予了多重的回答。布伯怀有宗教世界的理想，要求人们努力寻求原初词“我—你”所规范的关系，恢复人与人的相遇;彼得斯则希望我们放弃对交流心有灵犀的幻想，克服对交流的焦虑，转而对彼此抱原谅的态度，能够达成协调一致的共事即可。
阿伦特对交往原则的表述十分清晰，蕴藏于本文开头所假设的场景里。那个关于桌子的否定式隐喻，从正面切入是这样表述的：
在世界上一起生活，根本上意味着一个事物世界（aworldofthings）存在于共同拥有它们的人们中间，仿佛一张桌子置于围桌而坐的人们之间。这个世界，就像每一个“介于之间”（inbetween）的东西一样，让人们既互相联系又彼此分开。
用桌子来比喻公共领域，而不是其他人造物，蕴含了阿伦特对公共领域交往原则的规范。桌子这个公共空间，不仅可以把我们聚拢在一起，还能使我们各得其所，防止彼此倾倒。不仅如此，桌子的形象还意味着围桌而坐的人，具有一种平等感和差异性。而这正是行动和言说的基本境况，即人的复数性的双重特征。
平等，是城邦区别于家庭的重要表征，意味着被许可生活在同侪中间。阿伦特说，唯有城邦知道平等者，相反，家庭是最严格的不平等场所。如果没有一张桌子安放在人们中间，供人围坐，人很可能就会高低不平;而“如果人们是不平等的，那么他们既不能相互理解和了解他们的先辈，也不能计划未来和为他们的后辈打算”;言说也就不会具有任何的力量。
差异，是彰显自我、自由表达、达成共识的前提。阿伦特说，只有人才能表达这种差异，使自己区别于他人，且只有人能跟人交流自身这种差异。“如果人不是彼此差异的——每一个人都不同于现在、过去和未来的任何人——那么他们就不需要言说或行动来让自己被理解，只要用手势或声音来传达直接的、同一的需求或欲望就够了。”围桌而坐，而不是坐在长凳上面向着同一方向，保证了平等之中自有差异。
具体而言，家庭生活提供的是只有固定位置和视角的个人立场的延伸或复制，相反，公共领域的依赖于无数视角和方面的同时在场，公共生活的意义就在于，“每个出场的人在里面有不同的位置，一个人的位置也不同于另一个人的，就像两个物体占据不同位置一样。被他人看到或听到的意义来自这个事实：每个人都是从不同角度开看的和听的”。
围桌而坐，使人拥有共同的目标，并表现出主动性。城邦就是这样的空间，“弥漫着一种强烈的争胜精神，在那里每个人都要不断地把自己和所有其他人区分开来，以独一无二的业绩或成就来表明自己是所有人当中最优秀的。”因而，卓越是公共领域的终极追求，所有人都要承担审判、辩护和处理公共事务的责任。
四、对大众社会的批判
阿伦特对现代性之前的交往的论述，最终服务于她写作本书的根本目的。虽然本书有许多历史分析的段落，似乎有些远离现代世界。但正如她在序言中所袒露，“历史分析的目的是要追溯现代世界的异化的根源”，她的批判性就此展开。
《人的境况》出版于1958年，正是科技迅速发展的时期。人们沉浸于技术的进步之中——以1957年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为表征;同时，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又使得阿伦特不得不警醒极权和暴力。从交往的视角观看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正处大众社会的逐渐形成，人们的交往形态已十分危险。彼此之间缺乏可靠的公共空间，一方面很容易陷入个人的孤立，另一方面又很可能彼此倾倒、互施暴力。
这种现象是“社会”的兴起所造成的，由于私人和公共领域的界限已完全模糊，许多政权均依照“家庭”的形象建立，呈现为一种巨型的、全国性家务管理机构的形态。“这些政府形式的共同之处是把公民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坚持认为他们只应当关系他们的私事”，只有“统治者应当参与公共事务”。阿伦特称此种形态的政权为“集体家政”。
“社会”的原型即来自古希腊的家庭——“大众社会的兴起只不过表明各类社会团体遭遇了家庭单位从前遭受过的同样命运——都被吸收到一个社会中了”。家庭原本属于私人领域，有着最严格的不平等和一致性，在所有方面都排除了行动的可能性。在这种社会里，“要么任何人都不能跟其他人取得一致，要么，我们看到所有人都一模一样的行为，仿佛他们都是一个家庭的成员，每个人都在复制和传播他邻居的观点。”
这种一致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阿伦特对此忧心忡忡，由于公共领域的消失，人被彻底的私人化，而囚禁在自己单一经验的主观性中。因此，即使这种相同经验被复制无数次，也无法改变单一性的特征。“当共同世界只在一个立场上被观看，只允许从一个角度上显示自身时，它的终结就要来临了”。
尽管阿伦特对现代社会的交往关系有着最苛刻的批判，绝非杜威那般的乐观和实用，但也不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与哲学家齐美尔（GeorgSimmel）弥漫着悲观风格的文字——如“我们大家都是一些残缺碎块，不仅是一般人的残缺碎块，而且也是我们自己的残缺碎块”——相比，阿伦特对人的行动之诞生性和开创性的分析，相信人具有通过言说达成一致的可能性，给黑暗时代的人们“带来了希望的消息”。
本书不属于任何一个既定的思想体系，内容丰富而深刻。从交往的视角切入，察看阿伦特对人的境况的理解，不仅让我们从另一条道路接近了她，也丰富了传播思想史的论述。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魏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