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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停留在物化和物质阶段,过度片面地追求制造业的生产、物质的增加和满足,忽视了发展的真正目标;在发展模式上,以计划为主导模式推动工业的发展,将有形的手凌驾在无形的手之上,效率较低,发展质量有待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应界定为基于人和家庭的商品和劳务消费的幸福感,不应忽略服务;发展模式上应同时重视物质生产与服务提供,对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宽松的制度支持,市场化导向应成为主要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目标;结构变迁;服务;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5)04-0061-04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重大调整,特别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新的发展阶段将有新的发展需求,经济发展使居民对社会经济变革的要求日益加强,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可以预见,改革将是全方位的,面临利益重构和规则重建。需要加以研究的问题包括:改革目标、改革对象、改革路径、改革的重点领域和突破口、改革的实施方式和时间表等等,而首先需要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否存在改革的必要,如何实现这种目标的调整。本文以服务业为研究对象,首先研究改革的目标和模式问题。
一、服务业的目标改革是以人为本
服务业发展的目标究竟是物质生产还是基于人的多重需求?——应该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目标改革。
(一)经济发展物化目标的局限和真实的最终目标——居民福利
物化生产主导的目标和发展模式,在物质贫乏阶段,该目标可以理解:首先要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因而物质生产是主要的活动。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生产能力的提高,仍然以这种物化需求及生产模式为主导,经济发展目标仍以物质和产量增加为最终目的,显然具有狭隘性,将资源集中在物质生产层面,有可能导致物质生产的过剩。同样,物化生产的单一目标有可能会导致需求方面的供应不足,对长期经济发展具有阻碍作用。过度追求物质生产,忽略了多重需求特性。实际上,经济发展的唯一目标是居民福利的提高,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物质产出的高低,更不是简单的GDP的增加。居民的福利才是社会发展的目标,而物质生产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和保证。因此,需要将目前生产和收入目标加以改革,调整为居民的福利。
(二)居民福利应建立在多元需求之上
居民的福利需要由生产和收入作保证,也需要通过消费物质实现基本的生存需求,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源自物质的消费比重越来越低。生产已经可以充分满足社会的消费需求,因而更多的满足程度源自物质消费以外的内容。如,在人的需求中,休闲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工作会产生疲倦,因而需要休息,而休息的质量对生活水平和居民的福利具有重要影响。在发达国家,基本的生活需要的比重已经很低,休闲成为生活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基本生活支出的比重逐步下降,因而需要重新考虑社会需求,调整社会发展的目标。在消费内容上,不仅有产品的消费,更有劳务的消费。消费者获取劳务和服务之后,能得到更高的满足程度。这种消费越来越重要,如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和文化层面的消费。
(三)以人为本的重要性
健康和文化层面的非物质性的劳务消费使人有别于其他生物,显现了人的价值。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应成为发展的主导目标。这种目标体现在民生方面,需要更大范围的消费内涵,而以人的多重需求为主要载体的目标将取代单一的物质生产目标。经济活动都以需求为导向,没有需求任何经济活动都是没有意义的,因而需要更加注重需求层面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建立在对人的多样化需求的满足之上,在发展的目标上,更加注重人和家庭的需求。
二、服务业的发展应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
(一)服务的需求将增加,拓展经济长期发展空间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对物质不足的担忧将不断下降,当生产可以满足物质层面的需求时,寻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和满足程度将成为重点。其中,对人本身的健康、尊严等方面的需求也将增加。同时,随着社会化分工的不断细化,每个人只能从事更狭小领域的专业化工作,因而需要其他个体在其他方面给予满足,因而通过社会化和有组织的服务来满足其日常需求将成为主要方式,服务业将成为主要的内容。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直接体现了专业化分工的水平,因而服务业能为长期增长提供发展空间。
(二)服务业成为重要增长领域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本等资源会从农业转向工业,工业会转向服务业。这个过程存在资源的再配置过程,体现为农业比重急剧下降,工业比重先增加后减少,服务业比重急剧增加的过程。也就是,三次产业以不相等的速度增加,即非平衡增长。导致三次产业非平衡增长的原因通常包括需求和供给方面。从需求方面看,人类的需求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对农产品的需求比重会下降,工业品会保持一定的比重,而服务业的需求会较大增加,也即对不同产品收入需求弹性的不一致导致三次产业发展速度不一。从供给方面看,农业生产的生产效率很难大幅度提高,工业生产会在规模化过程中技术得以提高,而服务业除了劳动密集型的,高技能的部分产业将会有很大的技术进步空间。技术创新的研发主要在服务业中形成。这种规律同样适合中国经济。中国经济会在自发的增长过程中,产业之间的资源进行再配置。农业比重不可避免地下降,工业比重也会相应的下降,而服务业的比重会逐渐增加。即使存在进入障碍或者行政干预,有可能影响变化的过程,但不可能影响这种变化趋势。
三、服务业发展的障碍
(一)国民经济核算低估服务业
当前,中国经济在产出和GDP导向中,对服务业的核算存在低估的问题,这导致政府导向的发展过程中,更多地重视产出,而不重视服务水平的提高和服务业的发展。GDP核算忽略了居民的福利,也忽略了服务性的内容。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核算具有较强的GDP依赖症,而目前的GDP核算中,对服务业的核算整体存在低估的问题。由于目前中国的服务业很大部分规模较小,而从事服务业的人员也通常不会报告真实的收入,因而在国民经济核算过程中,很难对服务业的真实状况进行统计核算,因而导致服务业的数据被低估。
在中国的统计系统中,更多地是对物质和生产方面的统计和核算,而不太认同服务业的贡献,因而造成对服务和服务业的忽视。通常认为,只有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创造价值,而不太认可服务业的价值。事实上,第三产业同样处于社会分工链的重要环节。服务业不仅创造自身的价值,还通过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服务和支持,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认为服务业价值不大,依附于实业
这种认识误区更多地体现在对金融业的担忧上,认为金融业不创造财富。事实上,金融业通过金融服务,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交易和支付等职能。同时,对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等方面的便利,促进各行业的发展。一旦以金融风险和金融泡沫来否定金融业的发展,那么物物交换的经济将大大降低现代经济的效率。应强调民生,强调服务业的发展。在发展意识上,地方政府更重视所谓的“实实在在”的产出和“看得见、摸得着”的企业,而对于一般的服务不太重视,认为服务业是依附在工业和制造业上,即使这些制造业具有的附加值不高,仍然觉得数字较高,产出较高。在行业发展上,第一产业由于对自然依赖较为严重,难以大规模生产,因而对第一产业名义上认为是基础,但事实上并不是重点;第三产业则被认为不足以支撑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严格依附于第二产业,因而第二产业依然认为是各地发展的重点。简单地以“空洞化”和“产业虚无化”来否定服务业的发展。这种思路过度重视产出,而忽视发展的最终日标及发展过程中的需求变化。服务本质上是每个人需求的重要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服务层面的需求将不断强化,因而服务业也同样是中国发展的重点内容。
(三)对服务业从业人员存在歧视
中国传统价值观认为,从事服务行业的都是服务他人的,低人一等。因而不愿意承认服务业的价值。在这种观念下,积极从事服务行业的劳动者相对较少,服务业的技术含量也没有得到大幅度提升,服务水平难以得到有效提高。而发达国家通常对从事服务行业的劳动者并不歧视和偏见,即使销售保险的代理人,也通常对自己认同感较高,社会认可程度也高。
(四)服务业价格低,服务行为扭曲
服务业的价格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服务价格一直较低,这限制了服务业的水平提高,如在金融业,金融服务的价格没有得到恰当的体现,社会习惯于免费的服务,在这种思维方式下,金融服务的水平难以得到有效的提高.并不是说,服务的价格必然低,而是继而产生的服务行为的扭曲。低的名义价格,通常导致其他隐性的收费很多。借助自身的垄断优势,会进行加价,或降低服务水准等。这导致市场混乱,行为不规范,行业缺乏必要的标准,难以得到长足的发展,这在保险行业表现尤为突出。在中国普通百姓的意识巾,推销保险的都是低人一等的,客观上也导致保险服务从业人员的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保险的价格难以提高,产品的普及和覆盖面有限,保险的服务水平也较低,误导、理赔难等问题层出不穷,最后导致保险行业难以有效发展起来。在市场化定价中,表现最为扭曲的是医疗行业。由于对医疗服务的价格进行了较为严重的管制,医生的服务价格(挂号费)较低,这直接导致医疗服务的质量较低,医生资源紧缺,医生处置病情的时问极度压缩,而医院和医生严重依赖药品回扣和医疗检查等实现创收,这些都导致医疗服务行为的扭曲,也阻碍医疗行业的发展.
四、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市场化导向
(一)改变核算方式,提高服务业的认同度
应将服务业更准确地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劳务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促进各地政府对服务业的重视和认可,从而带动服务业的发展。
(二)让市场和价格机制发挥作用
市场化应是服务业发展的手段,服务业的价格管制和不规范是导致其难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因而需要逐渐增加服务业的比重,问题的关键是:让市场主导,服务业的价格需要市场化,服务的规范化需要强化,做到公开透明。服务和服务业体现了社会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真实的价值,因而需要自由的定价权,人为的低定价只会导致服务业难以发展,服务水平难以提高,也会导致服务行为的扭曲。服务业通常面对的是最终消费者,对消费者的满足显现了人的价值,因而应给予充分的定价权,根据需求双方的意愿进行定价。价格的行政管制通常很难取得应有的效果,如果需要消除定价中的垄断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多地应引入第三方力量,形成供需双方的谈判和约束机制。
(三)放弃传统的产业扶持和产业政策
目前,中国存在过度解读“产业结构”的问题,将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都归结于“似是而非”的产业结构上,将政策着力点也归结于产业调整。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都不存在所谓的最优产业结构,不存在最佳的产业比例。对结构变迁和非平衡增长的过程不应做过多的解读,更不应以人为的方式过多的干预。传统的发展模式是鼓励某种行业的发展,这种传统的模式在发展服务业的政策中同样存在,这种所谓的“产业政策”和“扶持政策”不可能真正促进服务行业的发展。早先对工业和新兴产业的扶持证实,集中的产业政策可能在短期内能够形成一些产能,但通常不会有持久的效率,而产能过剩和无效产能才是结果。
行业的真正发展通常建立在微观企业的恰当行为基础之上,政府不可能凌驾市场于之上,也不可能比市场做得更好,因而理顺价格体系,让价格和市场主导才能真正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服务业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因而无形的手终将能引导更多的资源流向服务业,并通过市场形成更多高质量的服务。
从一般层面而言,分散的市场所形成的资源配置效率在市场完备时,效率最高;集中的行政配置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生产能力,但通常效率较低。因而,在资源配置的模式上,应严格树立市场导向的基本定位。
如果存在市场失灵情况,有政策干预的必要,那么主要的政策是税收和补贴政策,但这两种政策的效果依赖于信息的透明度,如果不能准确获取相应的信息,通常政策效率会很低。因而,更多的政策应侧重于制定标准,规范市场,同时加强事后监管。
(四)降低进入门槛,鼓励行业自治
在发展模式上,侧重降低进入门槛,放宽对重点服务业如医疗、养老等行业的进入限制。具有市场需求的服务和发展空间的行业,本质上并不需要太多的政策支持。相反,放松管制,降低准入门槛才是真正的支持。无论是外资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应允许参与竞争,这样才能持久地促进相应产品和劳务的有效提供,促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自由进入,并不是完全放任,而是需要强化事后监管。在政府监管之外,更多地应鼓励行业自我监督,通过树立行业的规范化服务,建立良好的社会声誉,提高社会公众的认同度和信任,让公众有足够的消费信心和相应的消费意愿。
五、改革展望
中国社会经济存在许多亟待完善之处,改革的任务任重道远,展望中国的长期发展,需要根据经济的一般规律并结合中国实际,不断进行改革和调整。作为起点,需要在发展的方向上,进行调整和延伸,将促进服务的提供和服务业的发展,满足以人为本的多样化需求确立为发展的目标,更加注重人的价值和需求,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在方式上,抛弃行政主导的有形的手,建立以市场导向的资源配置模式,以市场为主,更加信任市场的力量。一旦服务业得以恰当的定位,那么可以预见,服务业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同时,社会的福利也将得到提升。而市场导向的确立,能够理顺价格,从而驱使资源向服务业转移,带动国民经济效率的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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